共和国是一个以工农联盟为主体、为基础的国家。国家的权力掌握在何种阶级的手中，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。

为了实现“工农分子知识化”和“知识分子工农化”，从而实现整个阶级的大联合，教员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做了许多尝试。

基于前者，培训、任用、升迁、提拔了一批生在农村、长在农村、工作在农村的干部，比如陈永贵、任为农等人。

在教员的家乡湖南省，也有这样一位女中豪杰，她就是大名鼎鼎的黄炳秀。

出身贫苦的黄炳秀

1938年12月，湖南省慈利县通津铺乡长峪铺村下着丝丝冷雨。

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成员忙上忙下，准备迎接新生命的诞生。

当婴儿呱呱落地，农户的主人脸上并没有露出喜悦的神色。这名婴儿，不是男丁，而是一个女娃，无法传宗接代，让父亲的心凉了半截。

躺在床上，气喘吁吁的母亲看出了丈夫的心思，便用哭腔说道：“娃他爸，好歹流的是你们黄家的血，咱说啥也不能扔了她啊。说不定以后，她能让你们黄家光宗耀祖呢。”

站在一边的父亲十分不屑，嘲讽道：“你怕不是晕过头了，不给我惹麻烦，我就烧高香了。”

人心都是肉长的，父亲尽管心中不忿，但总归是自己的娃，并且她长得还十分可人。稍微挑逗她，她就嘎嘎的笑，倒也怪好玩的。

思来想去，傲娇的父亲也就留下了她，没将她送人，还给她取名为黄炳秀，平日就只喊她“秀儿”。

黄炳秀童年的生活总是饥一顿，饿一顿。赶上抗日最艰难的时期，湖南虽处于较后方，但还是受到了波及。

前方打仗急需的粮食，大多都由四川、湖南供给，这无疑给湖南底层的百姓增添了赋税负担。

解放前，黄炳秀一日三餐大多是包谷（玉米）面糊拌野菜。糊糊作为主粮，倒还可以接受，可野菜又涩又苦，实在算不上是美味佳肴。

最恐怖的是，黄炳秀每天吃的都是这些，身上的破洞补丁就如云豹上的斑点，几乎覆盖全身。

除了这些，黄炳秀连一双像样的草鞋都没有，每天出门，脚上只能套着棕片包笋壳叶。

不过新中国的诞生，就如同一轮光芒万丈的太阳，给黄炳秀的黑暗人生带去了一抹灿烂的阳光。

从1949-1952，在中央的号召下，湖南省连续4年开展了冬学运动。

得益于准备工作十分充分，参加的人数也越来越多，规模和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。冬学运动由时事政策教育逐渐转向了扫盲文化教育。

黄炳秀一家也不可避免融入进来，干部们说服了黄炳秀的父母，终于同意让14岁的黄炳秀进入学堂，接受教育。

14岁，相较于6岁的入学年龄，绝对是一个大龄学子了。

再加上女孩发育年龄本就比男生要早，个子最高的黄炳秀在教室最引人注目。

不过家庭的贫苦仍然是难以跨越的鸿沟，黄炳秀只读了2年不到的时间，还是辍学了。

短暂的入学时光还是开阔了黄炳秀的眼界，此后她在公社劳作十分积极，17岁时就被选为初级社社委。

可以预见的是，社会这所大学将是这个勤劳勇敢女子的上升舞台。

不到三年，年仅20岁的黄炳秀不仅加入了组织，成了一名光荣、夺目的党员，还是人们选举的长峪铺大队党支部书记。

犹记得出生时，母亲的一句安慰话，将慢慢变成现实。

奋斗在长峪铺

长峪铺，地处道人山九寨坡下，是个“满山是岩石，出门就爬坡，滴水贵如油，寸土贵如金”的偏远山区，说是一个封闭的“桃花源”也不为过。

由于水源奇缺，土层瘠薄，人们都戏称这地方是“月亮也晒得死苗”。生活在这地方的世代居民，都以务农为生，勉强过温饱的及格线。

黄炳秀作为大队书记，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

年轻的她却并不气馁，黄炳秀相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长峪铺的1000亩土地，如果可以利用得当，肯定能让长峪铺1000多人口过上好日子。

从1964年开始，黄炳秀就开始着重改善人们的物质水平。

一天，黄炳秀在长峪铺进行走访，遇见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农民。

他为了方便给孩子们烤玉米，在自家的园子里，套种了包谷。

套种是农业种植的一种方式，利用农作物生长高度不同的特点，在同一块地种植不同的物种，从而达到每亩增产的目的。

黄炳秀从老农户那里得到了启示，她想：如果大面积这样做，就可以由一年一熟变成一年多熟。

行动能力强的黄炳秀先搞了一块两亩五分地的高玉米、矮红薯套种实验。别人见了，大惑不解，问她万一办砸了怎么办。

黄炳秀只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我是村支书，是长峪铺的头，试验地自然也是长峪铺的1000亩地的头，带头人要带好头，社民才会跟着干。”

在外人看来，有两种观点，一是认为这纯粹是胡闹，套种说的轻巧，高的玉米万一压了矮的红薯，堵住了阳光，红薯怎么长。

矮的红薯枝蔓缠了高玉米的杆，又怎么解决。

还有一种观点认为，让她试试也无妨，万一耕作上的革命办成了，对谁都好；即便办砸了，损害的也是她的自留地。

面对社民们的非议，黄炳秀始终相信事实胜于雄辩。

因而，黄炳秀绞尽脑子，一有空就来田里拔草施肥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年虽遭遇了百日大旱，但这块试验田还是获得了好收成。

初步尝到了甜头，黄炳秀和党员罗家新又马不停蹄，继续试验，解决了套种间存在的一些问题。

同时，黄炳秀还不忘科技的力量，她时常以村支书的身份跑到县里，找农田专家咨询。这一搞就是20多年。

70年代初，黄炳秀的三亩二分小麦——玉米——红薯三熟制试验，取得了平均亩产1500多公斤的成绩。

有了成绩，群众们自然会紧随其后。

黄炳秀的经验看得见、摸得着、走得稳，群众纷纷效仿。

后来全队大面积旱粮产量突破了吨粮大关。

这把套种的星火很快推广到慈利县的其他公社，继而在全省形成了燎原之势。

除了在套种上，黄炳秀干出了卓越的成绩，黄炳秀还带领大家将坡地改造成梯田。从1966年以来，黄炳秀带领社民炸掉了600多个岩凸，搬动了17万多方岩石，填塞了50多个天坑，垒起了30多公里的岩磡，挑来了20多万方客土。

别看她是个弱不禁风的女书记，干起活来总是奋勇当先。

即便工作量上不及男同志，但好歹在态度上不落人下，承担了带头作用。

贫穷的省委书记

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在黄炳秀的带领下，学习了大寨精神，立足于长峪铺本地现实，终于将原先700多亩的跑土、跑水、跑肥的“三跑地”改造成了保土、保水、保肥的“三保地”。

70年代，长峪铺大队成了全省在农业方面的一杆旗帜，身为主心骨的黄支书也成了全省劳动模范，随之而来的是职务也不断得到了晋升。

1971年，黄炳秀当上了通津铺公社党委副书记。

这个历史时期，中央有意增加从基层出身的工农干部的比例，因而涌现出了许多一心为民的淳朴干部，黄炳秀就是湖南的代表之一。

只用2年时间，黄炳秀就成为中共湖南省委常委。

8月份，黄炳秀在党的“十大”上，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。

接二连三的升迁通告如同雪花一般，放在了黄炳秀的案头。

1974年2月，黄炳秀开始成为湖南省委书记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的干部体制，在省委领导中，设有第一书记，主管一省的政务，所以黄炳秀只是第一书记的副手。

坐上晋升的快车道，黄炳秀并没有被到手的权力所异化，她十分清楚自己的定为。

提起这段经历，黄炳秀坦率地说：

“我斗大的字认不到一箩筐，从没想过能当大官。只晓得实干，与其说是靠自己的努力，不如说是历史的潮流将我推上去的，是那个时代选择了我。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只能服从组织的决定。”

以现代人的观点，可能有人会质疑，一个农民出身的妇女能管理好一个省吗？

其实了解现代的官僚体系运作，就知道这未必不是一件天方夜谭的奇事。

在现代国家，体制内一般分为事务官和政务官，事务官决定“某一项政策要不要干，拥有决策的权力”，而政务官则负责“如何推行政策，掌管实际操作。”

这一点，在“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”英剧--《是，大臣》，《是，首相》中都有充分的解释。

不然，西方民众怎么会愿意将手中的选票投给演员、地产商，如泽连斯基、川普之流的人物呢？

当了大官，成了红人，黄炳秀成天东奔西跑。但忙完大家，却忽视了小家。当时她家尚有年过古稀的双亲，下边还有三个孩子。

她每月35元的工资足够开销，却无法陪伴在亲人身边。

她常常说：“我不是一个好女儿，也不是一个好母亲。

”可家里人知道，她干的事情是为国为民，也都愿意体谅她。

1977年，40岁的黄炳秀身体出了问题，便萌生退意。

同时，国家对于用人制度，也做出了变化，提倡“专业化、知识化、年轻化”，黄炳秀便主动辞去了省委书记的职务，回到了老家慈利县。

在老家慈利县，黄炳秀连续8年担任县公路养护段党总支副书记，后来又分管慈利县老龄工作。

岗位是变了，可黄炳秀的热情没有减退一分。

在养护段工作期间，黄炳秀先后到过48个养路工班蹲点，和养路工人同吃同住。有时主动清除路障，动员群众拆掉违章建筑，啃掉了3000多处“硬骨头”。

即便是上了年纪，她也经常深入基层，登门入户询问老人生活情况，为其补办低保手续，让老人能平稳度过晚年生活。

结语：

纵观黄炳秀的一生，她实实在在践行了“愚公移山”的精神。

既有带领社民，大干能干的“坚忍不拔”的拼搏精神；也有“埋头苦干”的实干精神。

在生产方式上，还有不顾流言蜚语的“锲而不舍”的钉子精神。正是秉持一心为民服务，黄炳秀才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。

参考资料

《长峪铺大队改两季三熟的经验》 气象科技

《黄炳秀》湖南党史

《既要带好头，又要带好班》黄炳秀 人民日报